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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金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本着“治殷周古文，其目的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的宗旨，花了三年心血，破读金文，是其对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殷末周代之古文”；下卷为“春秋时代文献”，还有两篇关于文物制度的论文。全书共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记》。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于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大胆推理、合乎逻辑地进行破译，成效卓著。郭沫若这本书，除了综述性研究论文外，大多都是以韵读方式考证铭文的释文。其中《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读名篇。之后，郭沫若又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建立起两周金文的系统研究体系。在研读金文的过程中，郭沫若面对那些年代不清、国别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迹，“……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项让它们各就各位的艰巨任务。它的诞生，结束了两周八百年彝铭混沌不清的历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其后郭沫若还著有《金文余释》、《金文丛考》。1934年，郭沫若又对《大系》进行了增订，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辑录了大体与铭文相应的图像参考资料。由此又诞生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器物的种类、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还以钟、鼎为例，论述了器物的演变和规律。郭沫若大略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滥觞期，大抵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郭沫若所创立以青铜器为标准断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推动后来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1935年到回国期间，郭沫若从研究经、史、出土文物上转移视线，开始关注学术论坛。为此，他写了一系列驳论文章与同仁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如《老聃、关尹、环渊》、《周易的构成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屈原时代》、《读〈实庵字说〉》、《再谈官票宝钞》、《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这些文章，不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也是对其史学研究著作的进一步补充。此外，郭沫若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题”，书中收录他从1935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六篇历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郭沫若在此书的序中声称：“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其实，他在1923年就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剜雏》和《函谷关》。郭沫若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任务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他的这一喜好，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别妻子和四儿一女，回到战火中的祖国。8月1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全民抗战运动中，并从此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笔作武器，领导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活跃在抗日战线上。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也使他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勉励国统区中心地带——陪都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互帮互助，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再创佳绩。周恩来对郭沫若这位国学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当时重庆史学研究空前活跃。许多刊物如《大公报》、《理论与实践》、《读书月刊》、《中苏月刊》都辟过专栏刊发史论文章。同时，也带动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延安还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创办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