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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第三版（改名《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其序写道：“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了。”正如他研究甲骨、研究卜辞的目的是要拨开后人研究中“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迷雾，力求发现“古代的真实的情形”，本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源�头——�原始社会起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展现了社会发展风貌，剖析了社会变革的演变历程，揭示了阶级斗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导论中总结性地指出：“社会是要由最后的无产者阶级超越资本家的阶级，同时也就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无阶级的一个共同组织，这是明如观火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着着实现了。”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第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郭沫若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界不负责任，对我国历史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歪风邪气，以犀利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甚至还点名道姓，即使对国学大师胡适也毫不留情，他尖锐地批判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也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自己因为身体的不自由，许多史料和资料参考不全，必然存在着错误，希望自己的书仅是抛砖引玉，引导后来的史学研究者登堂入室。其后，郭沫若在对史学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以前研究的失误和遗漏，并一一给以补正。 谈到郭沫若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不能不提到他著述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稿完成于1929年8月，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16篇释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放》、《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朋》、《释五十》、《释南》、《释蚀》、《释岁》等；第二卷为《释干支》一篇释文，再加上《附录》与《后记》。郭沫若希望，通过对这些甲骨文的考释，对“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有一个了解。对这些考释，学术界称其：“不落窠臼，不受束缚，多有创获”。如：第一篇《释祖妣》，揭示古代生殖崇拜和群婚制的演变。《释臣宰》，论证了殷周社会的奴隶身份。《释五十》，论证了数的起源和殷人记数的原则。释为数生于手，拇指为一，食指为二，一拳为五，一掌为十。并辅以罗马数字来进行比较、论证，纠正了罗振玉释五十为十五、六十为十六的讹传。《释岁》论证了岁和岁星的问题。第二卷的《释干支》，是新释干支定义及对天文历法的论证。 郭沫若自己称此书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关系是“辅车唇齿”。1928年秋，郭沫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找到罗振玉编撰的《殷虚书契前编》，看到那些没有人考释的一些拓片，遂萌生“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愿望，由此“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在这个探索打开“秘密”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走错路，弯路。40年代，郭沫若对自己在甲骨卜辞研究中的失误批判非常深刻，并反思说：甲骨卜辞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问，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但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却又不追踪它的研究渊源，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正是基于一个历史学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推翻并纠正了他所发现的以前许多错误考释论证观点。1932年夏秋之际，郭沫若逐渐发现流落日本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计有三千多片。他决心“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次年春，《卜辞通纂》著录完成。正编收800片，《别录》之一收42片，《别录》之二收87片。正编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别录》资料来源于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和何叙甫拓墨、流于日本的甲骨精品等，其中有不少是“未经著录”的。同年5月，此书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根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当即震动海内外史坛，更是成为从事甲骨研究的学者的“须臾不离座左右的必备参考书”。&nbsp&nbsp。　最好的txt下载网

郭沫若小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