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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从“公主”到红卫兵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修防修”、中苏论战和“###”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在心。

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话。（新华社稿）整体来讲，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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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运动”（1）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的最大心愿，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由于考试时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愿：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真成问题，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入学第一天，我一走进女八中校园，看见里面热闹极了。高年级的大姐姐们举着各种各样业余小组的牌子招揽新生，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想打篮球吗？喜欢书法吗？想参加舞蹈组吗？她们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这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

女八中旧址，现为鲁迅中学。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鲁迅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她们被北洋政府杀害，鲁迅写了著名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女八中校园里现在还有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坐落在一个幽静的小院里。因为这一点，进女八中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大队宣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

1949年1月31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新华社稿）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基本上没有女校了，我还是挺喜欢女校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但女校确实不利于培养咱们和异性交往的能力，弄得咱们一个个都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对两性之间如何相处格外无知，后来的婚姻生活往往会出现问题。这个话题要是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