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檬羌彝ジ九��宀�行哦技牡剿�抢铮�庋�换岣�渌�子颜衣榉场Ｎ沂���晔保���宀�囊桓雠��黄鹑ヌ旖虼蟛��易隹汀！澳棠獭薄���俏宀�那咨�盖住��妥≡谀嵌�Ｄ棠淌俏乙��摹按笠烫�保�把就贰背錾恚��鞘�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