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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了。

你说到第一天上学的感受，我只记得在去学校的路上，碰到另一个女附中新生，她说她当过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心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1955年10月4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少先队员给来校参观的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佩戴红领巾。后站立者为副校长胡志涛。（新华社稿）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是不是当过少先队干部显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太重要了。

中学的班集体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没有再遇到像吴老师那样既教书又教人的老师。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老师们变得小心翼翼，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更是夹着尾巴做人。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的变化，给我这个孩子的感觉，就是中学和小学的经历泾渭分明。我对中学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马：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作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是当时城市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我的印象里在女附中叫“革命化运动”。“革命化”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虽然没有停课，但课外文体活动时间这时全部用来开会，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当时我上初二，头一次经历“运动”，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教室喇叭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内容，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

革命化当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文革”前两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里也搞　“四清”，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类似革命化的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讲叫“热身”。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作准备，而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当时的提法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小学的时候叫咱们“祖国的花朵”，还挺纯真的，现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闹着玩儿了。

马：我是积极参与革命化运动的。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

“革命化运动”（2）

叶：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去创造的岂止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过，现在想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马：当年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什么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个胡同小学，周围有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没觉得自己和她们多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问爸爸怎么填，他说填“职员”。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老实说，心里挺得意的。

叶：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薄。在我们学校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引人注目。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是最优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因为那个时候老填家庭情况表，小学时没怎么填过。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于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