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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儿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有些贵族化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位很平民的吴景田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20出头。他出身农民，家在唐山一带，说话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袄，显得很“土气”，他也不在乎。吴老师赢得我们尊重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小时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他们身教，不怎么言传。到了我能听懂一些道理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他把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当“人”，像兄长一样跟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流思想。如果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会上一些现象，就跟我们讨论，谈他的想法。他不讲那些空洞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朴素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要继续升学他姐姐就只能辍学，他对姐姐非常愧疚。这个话题，他谈了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意识地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城市孩子讲这些事，让我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多不容易。

北京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教员汤世雄在给五年级的孩子们讲故事。（新华社稿）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说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的。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像真的都成什么“家”了。

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吗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属豪放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品头论足，议论他的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作评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有60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章好像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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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