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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活泼，幽默诙谐，是陈赓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陈毅曾经说过：“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傅涯也说：“他就像一团火一样。”陈赓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创建者之一，而我就曾经长期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

1961年3月，58岁的陈赓英年早逝。这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非常令人惋惜。陈赓去世后，他的夫人傅涯一直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灵境胡同。在我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往往在春节期间代表总参去看望她。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候夏天到北戴河，也只住普通房间，只带一名工作人员。

陈赓的孩子们我也大都熟识。长子陈知非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次子陈知建曾经和我一起在总参共事。陈知建后来担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2002年我去重庆出差，曾在陈知建的陪伴下，重访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就读的化龙桥小学。长女陈知进，是301的医生。三子陈知庶，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是我驻港部队副司令员。陈知庶知道我有收集首日封的爱好，曾将香港防务交接时中、英两位司令员同时签名的首日封赠给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幼子陈知涯聪敏机智，曾经仅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由于这些原因，我请陈知涯帮助，将“穷像”复印、放大后，加盖了陈赓、宋任穷和廖承志的印章，成为我的珍藏。而我收藏的《陈赓传》上面，也盖上了陈赓的印章，这是齐白石亲自篆刻的印章精品。同时，还留下了“傅涯赠”和“陈赓诞辰百年纪念”的印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

见证罗瑞卿的生命最后一程

1978年7月18日傍晚，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我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装，和我国驻西德大使张彤等人一起，静静肃立在停机坪上，等待着一架来自遥远祖国的专机，等待着一位来自遥远祖国的贵宾。

19点45分，编号为B2408的波音707飞机轰鸣着降落了。飞机停稳后，舷梯上下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身材高大，相貌威严，长途旅行的疲劳也没能掩住眉宇间的英气。我们连忙迎上前去，一一和他握手。当轮椅推到我的面前时，我向他庄严地施以军礼，说：

“首长，欢迎您到波恩！”

这位轮椅中的威严老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的德国之行，既不是访问，也不是考察，而是为了治病。“文革”中，罗瑞卿被林彪一伙迫害，致使左腿残疾，被迫坐上了轮椅。恢复工作后，残疾的左腿给他带来了极大不便。他是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的，但拖着伤残的左腿，视察部队、看地形都很不方便。这使他产生了彻底治疗腿疾的强烈愿望。他把目光瞄准了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的有关医疗技术比较先进。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他出国治疗的报告。我国驻波恩使馆的武官林千从国内陪同罗瑞卿赴德。专机临起飞前，罗瑞卿对机场送行的人自信地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还！

罗瑞卿及其夫人郝治平一行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陪伴下驶回我国驻联邦德国的使馆。虽然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但罗瑞卿仍然惦记着国家和军队建设。他们还没出国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是罗瑞卿想了解一下德国高速公路的情况，以便为我国建设高速公路提供决策参考。果然，罗瑞卿在波恩刚住下没两天，就通知我去汇报了。

对于我的汇报，罗瑞卿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下细节问题。这时候，罗瑞卿想得最多的，是平战结合的高速公路，平时可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战时则可供部队快速机动，甚至飞机也可以紧急起降。在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的情况下，得知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开始关心高速公路建设了，我是相当兴奋的。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离波恩200多公里外的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为配合治疗，罗瑞卿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进行锻炼，海德堡大学的草坪上留下了罗瑞卿拄着双拐不懈前进的脚步。在作了一系列检查后，手术的日子定在了8月2日。8月1日，我们都赶到了医院。郝治平还带去了一束鲜花。在病房里，她同罗瑞卿合了个影，这是他们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