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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

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

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

“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虔敬地盼望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

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2）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1）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十大元帅中，我最早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说起来，我还曾经是你父亲的市民呢。”

那是1949年5月，我当时只有10岁。已经连续几个月了，上海市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街道上到处都是碉堡工事，国民党的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地躁动不安，远方的枪声或急或缓地持续不断，大人们都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但是，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却惊讶地发现枪声消失了。走上街头，只见湿漉漉的街道两边，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在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上海解放的历史时刻。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位市长就是陈毅。

“当然，我对你父亲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外交战线。他是元帅，又是诗人。所以他在外交中，既有元帅直爽豪迈、横扫千军的一面，也有诗人激情澎湃、机智幽默的一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对陈昊苏说。

陈昊苏说：“确实，我父亲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是元帅又是诗人的外交部长了。”

“你记得吗？1965年9月29日，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等候美国人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那个气概，震古烁今。”

陈昊苏当然记得。不但陈昊苏记得，凡是老资格的外交工作者几乎都记得，因为那是一次令世界惊叹的成功的记者招待会。

“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洗脑筋’啊！”

这是陈毅的开场白。当时，西方国家常用“洗脑”一词来歪曲丑化中国，陈毅信手拈来，诙谐地加以回敬，同时使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