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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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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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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