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索托先生。

在索托的调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特别有意思：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拥有不动产价值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里，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而这些民众所拥有的居民储蓄量，则相当于1945年以来，世界所有外国援助总和的40倍！

按照我们的印象，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穷国的代名词，国家穷，老百姓自然也富裕不到哪去，不过，从索托先生调查的数据来看，这些占据了世界上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的地方饿殍满地，但是却不是一无所有，甚至可以说相当富有。

怎么样？这样的情节是不是能让我们联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可是有人又要问了，一边饿的奄奄一息，一边把肉包子藏起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恐怕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接着看索托先生的调查。

在索托先生进行的调查中，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最真实，最容易观察的房地产上。原来，在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里，穷困民众所建造的房子，基本上是独立在法律之外，不被政府所承认的。

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和障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穷困民众，往往采用各种办法规避法律制度以建造房屋，比如说，秘鲁的许多贫民楼区的来历就很有意思，先是由民众组成农业合作社，从土地的前任所有者手中买下土地，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居民区和工业区。因为在法律上，谁也没有简便的方法来改变土地所有权，于是这些国有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会非法把土地分成小块，由私人拥有使用权。

同样的，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比如说，在埃及首都开罗，那些住着四层公共住房的居民，就会选择在楼顶上非法地加盖三层公寓，然后把公寓卖给亲友和刚从农村迁来的移民。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也大有存在，在许多城乡结合地带，许多集资自建小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受法律的支配。

对于这样的现象，索托先生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僵化资本。

什么叫做僵化的资本呢？

我们看到，像秘鲁贫民楼区的居民，他们并非一无所有，但是他们的楼房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也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没有人准确记录他们积累资产的能力，他们的资产既不能当成商业信用的保证，也不能用来获得抵押贷款。按照我们前面两章里所说的理论，这些资本是无法被资本化，投入到资本增值当中去的。

中国伞和秘鲁楼（2）

实际上，像这样的僵化资本，几乎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内都有广泛的存在，根据索托先生的统计，在菲律宾，57％的城市居民和67％的乡村居民的住房都是僵化的资本。在秘鲁，53％的城市居民和81％的农村人口都居住在不受法律控制的住宅内，而他们最终测算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国家里，僵化的资产至少达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恰恰和发展中国家居民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相等。

这么看起来，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并不缺乏资产，也绝不缺乏盈利的企业家意识——从逃避法规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如此贫穷，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无法创造资本，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只是僵化的资本而已。

当大量由穷人们发展起来的地下经济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和记录的时候，当大量由穷人创造的资产得不到政府的所有权保护的时候，人们由于担心自己资产或交易的安全问题，他们就不得不降低资本流动的效率，僵化资本也就此成型。

现在，就到了该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了。

上海人、深圳人以及香港百货公司的老板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赚到了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特定经济条件下市场的闭塞性。

上海人造的伞，因为没有指标在上海销售，所以只能便宜卖给香港，同样的，深圳人想要卖伞，但是自己却造不出来，也同样没办法从上海进货，因为那里的价格又高，配额又有限，加上运费成本，所以只能从香港的百货公司进货，来来去去几下，价格反而比上海的销售价更低，还使得所有环节都占到了便宜。

这里面的秘密就是市场化。

当一个流通性强的市场被打造出来之后，就意味着市场化的程度得到了加强，原本那些伞厂积压的雨伞，在不能够销售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僵化资本，而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则使得这种僵化资本得到了一个释放的平台，成功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