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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两的巨额之上。已有的税赋收入，在时间上的迟滞与程度上的不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的渴求，于是，为了把这块亏空补上，已经无计可施的崇祯帝又开始在田赋上做手脚，尝试着将已加9厘的田赋再加3厘，实现165万两的财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不断加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的不堪忍受，由此带来的民变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更使得军费飞速激增，如果一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势必会令民众更加激化，于是，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势头，朝廷开始拖欠军饷等应付账款，仅到崇祯元年，所拖欠的军饷就已经达到了520万两之巨。

我们知道，在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代，军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获取银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份报酬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的，其对于军人的意义之重大，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现在，当国家开始拖欠军饷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军人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于是，在*民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兵摇身一变，投身于起义的阵营之中，将本已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到了崇祯十一年之时，由于战事上节节失利，使得明王朝已经陷入了“不集兵无以平寇”的军事危机之中。

集兵，就要养兵，就要给军人发饷，就要为军队提供补给，可是钱又从哪里来呢？颇有雄心的崇祯帝在将所有可能的办法尝试了一遍之后，明王朝的财政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崇祯11年之后，户部几乎已经没有新进的收入，庞大的帝国开始面临着“无饷以饱兵”的可怕局面。这时候，再次加税增赋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崇祯帝只好再次“从善如流”，批准加派280万两的新税。

最后的发展一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明王朝最终在内外交困之中陷入崩溃，无论在理财领域如何运作，都无从改变其最终的命运。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硬实力，其实是明王朝根本不具备的，而其遭受灭国之灾，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历史真的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律吗？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众多国家的君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为财政增收的机会，然而这也导致了无数丝毫不知节制，不知与民休息的政府出现，从而造成他们习惯于将突发的财政开支一次性分摊到民众头上、造成他们乐于转嫁财政危机而丝毫不留后路。类似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风格的金融政策，一次次地出现在浩繁的史卷之中，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历史结局。历史学者谭伯牛在论及这一点时说：“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却不察隐患。”

想来这里所说的“贪风”，所指内容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属到糟糕的金融政策，而非官僚体系的集体品质。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皇权思想在隐隐作祟，认为由皇帝、由国家出面，向民众借债来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做法实在是有损君威，却忘记了这种金融化理财方法的优点——只要国债期限足够长，就足可以将一次性的开支分摊到许多年中，让每一年的压力都降低到最小，让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而其在财富上带给民众的回报率，则更是会促使民众热衷于此，令政府的融资借贷变得更容易。

历史，的确蕴含着固定的规律，历史更是一场不可违背规律而行的游戏，然而，历史的规律却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所有的结局或命运，其实都在最初的选择中，被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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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伞和秘鲁楼（1）

看一下这个标题，你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看似驴唇马嘴的两样东西，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但是，这两件东西，还真的有内在的联系，闲言少叙，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伞”的由来。

社会学者何博传曾经在其著作《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在1983年的中国，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但是惊讶地发现，这把伞竟然是从上海运到香港，又转回深圳的。这些上海人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比在上海买要少花几块钱，而深圳人对此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同样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同样赚了几块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一会再来回答。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调查，提供这个调查结果的不是外人，就是在第一章里绞尽脑汁为我们替资本打比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