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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通。我和小于像是走进了迷宫，分不清方向。牛庭长轻车熟路，带领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狭长的弯道，在泥泞的小路间穿行。

牛庭长说：“马上见到的这个人，你们就叫他老王。他在这里上访十二年了。”

我和小于一起问：“什么案子？”

牛庭长说：“他儿子被人打死了，一审判凶手无罪，二审判了缓刑。老王想不通，去省高院申诉，省高院复查给驳回了。老王在省高院门口上吊，被救了下来，之后他就来北京了。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我问：“为什么不判？”

牛庭长说：“具体情况不清楚，听说那凶手是个太子党，判决之前省里领导就批条子下来给意见了，法院按照意见判的。”

我们都无语了。

牛庭长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平房前停下来，转头对我们说：“到了。”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里一个女声问：“谁啊？”

牛庭长说：“我啊！”

这是个顺理成章的回答。我心想谁知道你是谁呢。里面果然没动静。牛庭长补充道：“我找老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妇女站在门口，警惕地打量着我们，问：“你是什么人？”

牛庭长说：“我是老王的朋友。”

妇女不说话，狐疑地盯着牛庭长看。

我赶紧上前一步，晃了晃手里的相机，说：“我们是记者。”

妇女这才让开身子，让我们进门。

屋里没有开灯，昏暗得很。我一进来就吓了一跳，没想到这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居然挤了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满面愁容，我脑子里当场就跳出一个成语：“苦大仇深。”正中央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孩子见到我们进来就开始使劲地哭，老太太轻拍着哄道：“别怕，别怕，不是法院的坏人。”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站在屋子当中，面面相觑。开门的妇女跟我们说：“老王死了。”

牛庭长吃了一惊，说：“啊？什么时候的事？”

妇女说：“死了有小半年了。”

牛庭长问：“怎么死的？”

妇女说：“他们省里来接访的人拉他回去，他不肯走，被打了一顿，在床上躺了一星期就死了。”

牛庭长不说话了。我想起办过的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罪犯的老父亲不停在为儿子申诉，我接待过他不下二十次。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年纪很大了，头发也掉光了，两眼浑浊，泪水也浑浊。那案子铁证如山，无可置疑。我很同情他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但也体会到了父爱的厚重。像这样的父亲为儿子的申诉，如果有停下来的那一天，那原因一定是死亡。

死亡为我们消灭了一个顽固的老上访户。我不知道回到涂城之后，当院领导听汇报时得知一桩多年的上访案件就此了结的时候，是将一声长叹，还是一笑开怀？

牛庭长和屋子里的人聊了一会，他们真的把我们当做是记者，所以毫不忌惮地向我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他们展开写着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让我们拍照。

牛庭长问当中的老太太：“你为什么案子上访的？”　。　想看书来

决不妥协　三十二（2）

老太太说：“我给我爱人平反，他在83年严打的时候被判了投机倒把，枪毙了。”语气异常的平静。

老太太接着说：“我来北京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最高院都是给我开个信访处理意见函，让我回地方解决，地方不给解决，我只能再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我被打击报复过，被拘留过，被地方干部殴打过，被送过精神病院，被抄过家，被拆过房，被罚过款，被强制进过学习班，去年我来北京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走了，除非问题解决，否则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牛庭长说：“您这也不是办法，没想过其他法子吗？找找律师，或者有名的学者？”

老太太嘴一撇，说：“律师都是认钱的主，前几年被律师骗走不少钱，后来也请不起了。学者也是用钱才能收买的，是不会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

她怀里的孩子又“哇”地一声哭起来，开门的妇女过来把孩子抱走。老太太接着说：“我们现在就相信媒体，相信记者，希望你们能把我们的情况公布到网上去，我相信社会上还是明眼人多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喜欢记者，觉得这个行业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却一直没有说过几句像样的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