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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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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

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

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

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

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

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

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

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

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

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

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

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

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

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

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