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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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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