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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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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