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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

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

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

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