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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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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