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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

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

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

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

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

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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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

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

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

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

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

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

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

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

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