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部分(第2/4 页)

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134／185

…　Page　286…

《我的回忆》第二册

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