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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

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

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

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

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

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

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

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

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

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

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

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

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

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

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

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

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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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