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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向政府贷款。

为给革命战争筹款，国民党于1924　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1928　年后，它迁到上海，成为发行国民政府货币兼作国库的国家银行。不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参股并垄断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形成一个欧式中央政府银行集团。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四家银行拥有2　/　5　的资金储备和一半以上的存款。

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包括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人、取消厘金和废除沿用已久的银两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1934　年后美国实施了吸纳境外白银的政策。白银的继续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从1935　年起推行了一项货币改革，即在国家控制下发行纸币以代替白银，同时动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持纸币。这一政策旨在稳定国际市场上中国货币的价格，并进一步建立起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银行体系。尽管国民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不无成就，但由政府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成立于1937　年）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以发展经济，却毫无可能。此时的农村银行信贷只能用来满足季节性短期贷款的需求，尚不适合为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信贷。它在农村的力量只能和旧式的高利贷行业竞争。当时制定的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蓝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包括了从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到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农作物以及牲畜的品种改良。同时引进的还有美国式的大型农场。但在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乡村一级，政府并没有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

社会财政状况在现代通商口岸的经济部门里显示了同样的集中趋势。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放弃了在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而让予各省政府。这样，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放弃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