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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主要收入来源靠土地税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图避免触动农村的既成格局。与此相反,国民政府有50 %左右的收人来自海关税,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1 %。此外,它对烟草、煤油、面粉等公众日常消费必需品课以重税;政府还从盐务垄断上获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不征个人所得税,普通消费者和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公众的购买力在消费循环里不断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年度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 %。而四大银行则在国内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总额很快超过了所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总额。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 乃用来应付这些债务。这些债券的国内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们往往获得极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们在购买债券时享受的折扣计算在内,利息率常常高达20 %一4O % )。由于这些不义之财进的是中国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 年后支付给列强的赔款可能要干净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励国内生产,也不支持外国贷款的参与,几乎没有积累起能支持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也并未提供多少投资。国家的资金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而现有的资源则主要被用来支持军事工业或流人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国的影响
生活在“攘外”和“安内”的阴影之下,30 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主要集团: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学者型人物,他们主张发展科学技术,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积极思想的作家,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宣传革命的文学。
在文学界,鲁迅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他提携后进,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同时也尖锐批评左翼作家的粗制滥造和虚张声势。他认为,“好的文学从来就不是遵命文学”。作为批判社会不公现象的勇将,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最终一生未能成为共产党人。1930 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许多讥评时事的刊物,多以言辞激烈著称。“左联”标志着在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旗帜指导下的文艺界中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左联”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它的世界观,而国民党当局既无力与之竞争以争取学生,也无法限制它的影响。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识分子受美国改良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归国后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全国十几所教会大学一半以上的办学收人来自中国国内。学校由当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师是中国人,尽管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与拥有41 ( X 均名学生的一百来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学生的教会学校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它们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面却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大型国立大学同样也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美国的影响同样可见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政府下属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的国家农业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一些受益于它的国家卫生机构。这些棚勾的建立和发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结果。从1901 年到1920 年间约有24 (刃人进入关国大学读书;1920 年到1940 年间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国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这些人回国后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门及上述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的物质水平和知识层次远远高于普通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学浸染较深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开始取得创造性成就,如发现北京猿人、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献以及引人西方科学术语和概念等等。
传教团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时,尽管仍以宗教思想为主要工具,但也采用了其他方法。19 仪)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 〕 为人,分别代表28 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 Xx )多人,代表着6O 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不拘泥于教义,注重服务社会,吸引了一批中国青年担任领导。这些青年在工厂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班,帮助工人开展社会工作。基督教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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