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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消费倾向高。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消费增长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早在《通论》中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人们有钱也不敢用。这两个引起消费不足的背后原因是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提高消费水平并非一日之功。农民收入翻一番也要在2020年之后，那么，如何能在短期内增加消费？

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和出口，但投资和出口的增加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投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和城乡改造投资，在发展初期是拉动经济最主要的因素。但这种投资要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这些年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太快了，这就使以后很难按这一速度继续增长。另一种投资是企业固定投资。这种投资过去也相当快，甚至形成生产能力过剩。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认定钢铁、汽车、家电等12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达到20％—25％。正因为投资过快，国家前几年的政策一直是控制投资过热。在经济发展初期，依靠低成本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规律。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出口毕竟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本国工资上升、汇率上升，国外反倾销加剧时，这种出口必然难以保持高增长。

三匹拉车的马都拉不动了，经济这辆车当然要减速。与总需求相对的是，总供给也难以增加了。一方面，在高速增长中，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扬。国外有一句话是“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贵”。这买的东西主要是原材料，想想铁矿石、石油的价格上升，这些都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原料价格上升到企业难以承受的程度，增长就无法维持原来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新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影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者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当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仅仅靠投入的增加实现增长。迟早都会出现收益递减。而何时递减那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2007年，中国的增长的确是达到了极限，那个“夏天”不平凡，经济的确太热了。当然这种过热也必然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是通胀加剧，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正是经济过热的结果。流动性过剩和原材料价格上升都是经济过热的结果。而这两者正是通胀加剧的原因。其次是股市暴涨，有亿人投身于股市，股市上升像脱缰的野马，其推动力也在于经济过热。第三是房价上涨，有些城市的房价甚至逼近或超过东京、纽约这些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这当然高得不正常。最后是人民币汇率上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所有这些指标都超出了正常上升的情况，不是经济过热是什么？

经济不会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一直高速、稳定增长，总是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的。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总会有结束的时候，无非是用什么方式结束。这正如自然界一样，夏季之后秋季和冬季肯定要来的。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规律，任何一种经济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理由可以例外。在规律面前，我们并没有特权。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有拐点，这不是神机妙算，是常识。

我们不否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应对危机首先要从内部找原因。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也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问题的指南。夏天来临时，秋天便不会远了，记住这一点才能临危不惧，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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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四万亿

中央拿出四万亿刺激经济，地方政府甚至计划拿出18万亿。无论最后拿出了多少钱，重要的在于如何使其有效率。

经济学家把钱的用法分为四种：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用自己的钱，以及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其中效率最高的是为自己用自己的钱，效率最低的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财政支出就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支出是不可缺的，所以就要研究用什么方法来提高为别人用别人的钱的效率。

提高用钱的效率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当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个收益就不仅仅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对整个社会长期的影响。这次支出的钱有些是为民生的，如补贴低收入者或建设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收益不好计算。但还有一些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极为重要。过去有些政府投资，如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地方修机场或建磁悬浮列车，项目本身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明显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