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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小教员急得抓耳挠腮，看到窗外有一堆土豆，灵机一动，拔腿奔出教室，不一会儿蹦蹦跳跳地走进来，高声嚷道：

“同志们，这就是立方体模型！”

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小教员手里捏着一个用小刀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块。

“土豆块太小了，用萝卜可以切成大的立方体。”机灵的陈熙冒了一句。

陈潭秋他们真的从食堂、菜地找来了大萝卜。小教员不但把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体积、乘积，还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图形、概念和计算公式。小教员还把萝卜切成不规则的圆锥形，拦腰割了几层，讲解航空图上等高线概念。如此等等，萝卜块成了多用途“数学模型”。

航空队党支部同志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八方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就主动用业余时间手把手的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背，背他到院里晒太阳，早晚帮他补功课，上街也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给他。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森严的禁令下，航空队党支部有巧妙的活动方式。“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政治团体，要求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民普遍入会，广泛建立“反帝会”分会、支部、小组。航空队全体都加入了“反帝会”，他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名义召集。偶然，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干部来参加小组会，他们就欢迎“光临指导”，畅谈反帝；等其一走，又变成了他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每隔一周半月都以这种方式开一次党小组会，他们曾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嘉奖。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到市里洗澡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新房子”召开，偶尔也利用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开。外人总以为他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党支部每年都按党章要求，通过*选举改选党支部委员会。继吕黎平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等，分别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9年夏天，邓发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中央决定他回延安，由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陈潭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待人谦逊和蔼，满腔热情，给航空队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范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确诊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亲自四方奔走，多方联系，最后通过苏联总领事，请苏联在盛世才军队医院工作的专家诊治，动了手术，切除瘤子。陈潭秋还用自己的津贴，多次购买营养品送给周立范，还指示航空队精心护理，终于把周立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1940年以后，盛世才倒行逆施，使新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费却没有涨，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看到后非常心疼，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航空队的伙食，使大家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8）

机械班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航空队按照惯例，在大操场上搭起讲台，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盛世才亲临讲话，和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给毕业学员授军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授衔的先后顺序。红军学员总共18名，除王东汉考4分外，其他都考4．5分以上，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严振刚等两人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被授予少尉军衔。吴茂林因患肺结核，已于1938年退学养病。

学机械的同学这么好的成绩毕业，使大家心情振奋，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他们决定利用星期天，买点瓜果、糖块，到党代表处的“新房子”开个庆祝会，热烈庆贺党的第一批航空机械人才。

机械班的同学在庆祝会上，激动地回顾了一年半艰难曲折的学习生活。第二期机械班共有34名学员，其中16名是新疆富裕阶层的子弟。有一名当地学员叫袁国藩，是新疆督办公署兵工厂厂长袁国维的弟弟，北京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这些人自恃文化程度高，见到红军学员连基本的数、理、化知识都答错了，就在课堂上哄笑。由于红军学员理论知识差，很难弄清原理，看懂线路，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