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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本质，认为“不诚无物”。其学说经孟轲发展，后，他虽然慑于压力取消了成立的那两个机关，但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变。在回复16日中央军委的电令时还说，川北地区给养困难，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应向西或向南行进，或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他发电的第二天，中央就已随一方面军主力到达了。张国焘虽感到有些突兀，但转而一想，中央来了也好，可以当面说服他们，这比在电报中说更方便、更清楚。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两军会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机会。开会时，周恩来首先发言，再次重伸了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

周恩来刚一说完，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因为周恩来的发言正好给他树立了要批驳的对象，他可以针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打松潘可以，但我们对那里以北的情况不太了解，有可能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估计有二十多个团，如果我们有力量消灭胡宗南的二十多个团，也就可以有能力向成都打。虽然这样打也要碰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但这却比北上要碰到的困难和不利条件要少得多。因此，我仍主张向南或向西发展。

张国焘正式发起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做说服工作的攻势了。毛泽东见张国焘还是原来那个调，心里暗想，张国焘真是个老顽固，但为了免于太刺激了他，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他去找出它的内部结构。参见“索绪尔”。60年代，法国文化人，而是正面说理分析道：“应该力争在6月底以前打下松潘，这样才好北上甘南、陕南；否则，天冷了，过草地就太困难了。四方面军是主张打成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作解释工作，两军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可博古是个直性子的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他毫不留情面地说：“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只有死路一条。”张国焘一听这话脸上一变，显出一种不满的神色。后面的几位同志发言也都是赞成北上的。张国焘一看形势对他很不利，于是也不敢硬顶，只好勉强地同意了。

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编成五路大军，迅速北上夺取松潘。

张国焘闷着一肚子的气回到红四军驻地，博古那句刺激性的话还时时在他的耳旁回响，心里越想越气，越气就越不服，然后愤愤地自语道：“我就是不执行之天的观念。唐刘禹锡、柳宗元批驳天命观点，认识到自然，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因此，他回来后，不是召集干部们来传达会议的精神，而是叫干部们来听他泄私愤。声称现在中央犯了路线错误，竟然让红军北去钻胡宗南大兵团的大口袋，这不是去送死吗？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审查中央的路线，看看有没有什么阴谋，在认识清楚以前我们绝不执行这条路线。张国焘放的这些空炮，造成了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混乱，产生了对一方面军的不信任情绪。

7月9日，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向中央提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并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也赞同张国焘的主张。7月18日，他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朱总司令，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同时，又在四方面军中为树立张国焘的威望大造舆论，指使一些人大肆吹捧他的“革命历史和功绩”，提出要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了取得一些领导的支持，他还进行拉拢和收买的活动。他利用陈昌浩曾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指使陈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支持张国焘．还派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张国焘还亲自找王稼祥谈话以图拉拢。

可是，这些活动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反而碰了不少的软钉子。针对陈昌浩的活动，中央先是电令他限时改正，所拉拢领导人不仅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而且还批评他不要知错不改，否则不但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革命。彭德怀对他送银元一事非常反感，也因此对他提高了警惕，他后来回忆说：“送了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

张国焘看到自己煞费苦心想出的计谋就好象鸡蛋碰到了硬石壁、一个个都破碎了，心动中积蓄的愤怒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倾泄而出。他咬牙切齿地说：“哼！好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