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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吃罚酒，我要给点厉害你们看看。”又一个恶毒的计谋在他的心中萌生，就是必要时以武力解决。到那时，这帮硬家伙一个个都要沦为我的阶下囚。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他决定暂时掩饰，耐心等待，并积极创造条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这是明显的违反两河口会议的行为。他在做这事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报了仇的快意。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让你们的意见不能顺当地实施。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他，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张国焘此时心里才获得了暂时的平衡，勉强地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党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耽误了攻击松潘的大好时机。到8月初，胡宗南的主力已做好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形势的变化，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确定新的行军路线。8月上旬，在沙窝会议上，决定出敌不意，往西绕，穿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组成的总司令部指挥，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张国焘由此估量到机会来临了，因为红军分开两路走，反对他的力量自然分散，他可以凭自己的威信和权力，调遣左路军了。他感到了久已没有体会到的惬意。军队随令出发了。为了割断各军团与中央以及各军团之间的联系，他把原来发放给各军团的密码收缴起来，让他们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与中央联系。这一招果真奏效，各军团除了得到他的指令外，对中央的命令一无所知。张国焘牢牢地控制了左路军。

右路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原，到达了班佑，并攻下包座，消灭了胡宗南守敌的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为此，他不敢再孤军北上，敌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左路军能按原计划北上，必能打开一个大好局面。

可是，此时张国焘正大力地实施他的阴谋，他处处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与中央离心离德。党中央为了乘包座胜利的气势迅速占领甘南，多次电令左路军迅速北上。可是张国焘在带领部队走出草地到达阿坝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后来他又自作主张，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向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快跑。中央随即电令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再次催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暂时没有想出什么借口，只好勉强向东挪动。到了鸣曲河，他又灵机一动，找出了一个借口，电告中央水暴涨难以涉渡。但实际上，朱总司令亲自测量，河水只没马肚子，完全可以涉水过河。9月3日，他又致电欺骗中央说，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然后又撤回阿坝，同时还向已出草地的右路军提出“回击松潘”的南下要求。

随右路军行动的张的心腹陈昌浩，接到了张的电报后，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犹豫不决起来了。陈昌浩长期与张国焘共事，养成了对张言听计从的心理。张国焘看到获得陈昌浩的支持，野心更大了．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中央九月八日复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张国焘看了电报后，沉思了一会，随即把电报掷到桌上，心想：“哼，你说红军正处在最严重的关头，我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给你增加点辣味，呛你个够！”想到这，他顺手拿起一支笔，给陈昌浩写密电发了出去，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