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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宋子良等人与孔、徐相比更有过之而犹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关”风波案，利用权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其狠毒程度有过于上次。1936年国民党发行统一公债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起：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十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而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确的消息，许多人都听信一些自命消息灵通的人土话，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于是卖出的人更多了，大陆银行储信部急忙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市价继续下跌。

而这时宋子良等却乘低价大量收进。他一方面扎了些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曾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来哄抬市价。这一套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软的状态，不断上涨，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就在这时，他们乘机抛出，股市价格也随之下跌，此时谣言又起。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维持债信，孔祥熙这次亲自出面解释说：“这些谣言，纯属混淆黑白，为投机者所利用”，并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证实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们的债券早已卖完，在债市再次下跌时，他们钱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够呛，由于他大量低价卖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贷交易。”他已无货可交，后虽经一些银行大力支援，借给现贷，但贴费每万元二元，甚至四元，损失与其兄沈宝昌一样惨重，只差没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台后，又被接替他的政学系所运用，继续搞投机，同样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而把灾难大量地转嫁他人头上，造成企业破产，家破人亡。这种官商一体操纵股市的行为，表明了国民党的腐败透顶

张国焘谲图大权

1936年6月16日，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军的先头部队终于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冲了出来，在懋功县达维镇会合了。同志相见格外兴奋，大家欢呼雀跃，互致问候，庆祝胜利。18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方面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亲自出来迎接，与各位领导握手、祝贺。

这次久别后的相见，最使张国焘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红一方面军的人数之少，装备之简陋比他想象的还要糟，部队衣衫褴楼，疲惫不堪，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他那酝酿已久的野心。就是要取得对中央和红军的支配权，和实施向西发展的方针。但过去由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反对他还不敢有什么大举动，而这一次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人枪少，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则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占有优势时，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可以凭此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不久前所作的尝试仍使他念念不已。5月18日，他在茂县成立了“中央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并自任主席，处处向人暗示今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一带。正当他自命得意的时候，中央的一封来电，使他有如遭当头棒喝，顿时懂了，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原来中央得知他的这一套之后，为了不影响团结和大家对革命发展方向的理解，电令他立即取消“西北联邦政府。”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要求他率军北上，占领川北战略要地松潘。中央之所以反对他的西进方针，是因为西康、西藏、青海、新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人口稀少，经济不甚发展。如果退向这些地区，则不仅使红军在给养、兵源方面发生困难，而且由于它远离全国中心地区，远离抗日前线，而不能推动全国的抗日革命高潮。

但张国焘却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退到西部可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休战，待机再起。可他没有想到退到这些地区会使红军的发展变得更艰难。最后“诚”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