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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院的教授赵元任先生，对几种欧洲语言也是颇为精熟的。记得王力先生临终前曾对我讲过，他就读于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写了篇论文，证明汉语中有一种语法结构是西方语言中没有的。梁启超对他大加激励。赵元任则在他的论文后面，把西方几种语言中类似的语法结构全列出来，最后批道：“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我想，这番教训对前面那位大三的汉语专业同学应该有些教益。如果你连一门西方语言也不能精，看到的东西太少，语言学就不用搞了。另外，语言学有文科中的数学之誉，可以发展得极度抽象化。一些学数学、物理出身的人，转过来搞语言学常比语言专业的人更有优势。这一点，看看世界语言学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许多年轻学子，一路死记硬背考上大学，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当没有称职的教授指导时，他们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信念来对付学业，乃至在语言专业学语言还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无关。他们在大学里荒废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为什么呢？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物质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稳定的职业，家庭资产，社会治安等；归属需求，如友情，爱情，家庭温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会地位等；最高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道德，创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层级的需求更有精神性。这也怪不得，许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上大学也选“没用”的专业。不过等他们毕业后面临实际生活，就立即显示出超人的能力。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大不教的东西（3）

说这些，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脱离实际，而是要重新定义大学教育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大学是为学生打造未来的人生框架，而不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让学生为了一门手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那么，大学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

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在中世纪早期，贵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而在教会中，知识是神学的附庸。牧师站在高高的讲坛上进行“满堂灌”式的布道，听众则虔诚地记住和相信这个权威说的话。这几乎就是当时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纪，经济的发达使社会变得更复杂。特别是从*世界“进口”的希腊古典文化，大大丰富了知识领域。这种灌输的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在神学界，许多人也认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谓的“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比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是把握这种方法的大师。他倾听你的陈述，然后对你的陈述进行提问，并通过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提问，一步步地让你意识到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罗马法也开始在欧洲复兴。法学中那种论辩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学中的辩证法自然地汇流。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论辩的教学方式。当时崛起的所谓大学，多是些求知的学子自己组织起来学术共同体，自己聘请老师来讲授，最后规模不断扩大，权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国王等的承认。现代意义的大学，也就由此发足了。

从大学的诞生可以看出，大学与生俱来地带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