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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随时坐而论道；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当然，到了牛顿时代，实验科学诞生，取代了经院哲学式的单纯论辩方式。这是后话。现代的实证科学发展了但并没有取代中世纪的大学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则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学，至今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寄宿学院制，基本就是这一论辩传统的继续。在寄宿学院中，师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最近我的一个同事退休，他骄傲地给我们复印了一份学生对他的课如下的批评：“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头的。”对于教授来说，能把学生置于这种心灵论辩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种教育的成功。

北大不教的东西（4）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

但是，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就知道：开创大学传统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学子。所以我劝现在的大学生：与其被动地抱怨，不如主动地发展自己的大学精神。毕竟，现在的大学有了“大楼”，至少在空间上让许多年轻的精英聚集在一起。这为我们塑造自己的大学经验提供了很大的本钱。

我在1979—1983年在北大读书。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六个人住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这六人晚上只有一张去图书馆读书的座位号；刚刚经历过“*”的教授们，知识也都很陈旧。但是，虽然我并不用功，逃课成性，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赶上了“怀疑一切”的时代，我们拒绝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条，在宿舍里一天到晚地辩论，并通过辩论感到了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欲。在这种刺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