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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

老实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学，我就劝告年轻人上大学要慎重。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对后一种人来说，中国的大学也远不是一个精神机构。学校、教授、学生，大部分怕是都围着钱转，能安心下来“坐而论道”的已经很少。大学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大部分学生还要在大学中读下去。他们没有别的求学选择，不可能等到大学变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毕竟，大学里还是集中了年轻一代的精英。所以，我索性脱离“惨不忍睹”的现实，抽象地谈一下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比如，我们刚进北大时，一位老师恭喜我们：“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这就相当于过去的太学生呀！”可见，在他心目中，大学的模式还是太学模式。毫无疑义，太学不是个自治的学术机构，是朝廷管理的。太学生们有要求会到上面去提，等着上面解决，更不高兴时还可以抗议，甚至有人说这种行为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等。但是，太学生不懂得欧洲行会的那些规矩：万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员通过既定程序商议决策，未必要等着上面的权威来解决。从本书第六章《大学的诞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是自生的，从一开始就自我管理。上面的权威只是承认或支持其存在而已。所以，我劝大学别抱怨。现在大家很喜欢引用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这句话并没有点出大学的实质。大学未必靠几个大师转。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言归正传。大部分后悔上大学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hmore　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北大不教的东西（2）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解。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系里的另一个专业就是汉语。汉语专业的主攻说白了就是语言学，而现代语言学是西方的产物，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等，要学好需要掌握许多语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视为是古汉语权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会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了。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懂几种欧洲语言，当年还留法过。他在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