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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他从21岁开始当记者，曾于抗日战争初期来中国采访，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1939年回到英国后就参加了英军担任指挥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曾在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银行工作，同时，他还致力于文艺创作，成功导演了多部电影，撰写了许多著作。基拉宁先生酷爱体育运动，年轻时曾是马术、赛艇和拳击好手。1972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在他任期内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为此，他一直就此问题不断同各方面进行协商。

震荡前进的两年（2）

在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的全非运动会开幕式上，我国体总秘书长宋中同志和何振梁同志曾与之会面，了解了他愿与我方洽谈的意向。后来，围绕邀不邀请基拉宁主席访华事宜在我委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至邓小平同志都不得不表态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邀请来吧。来过一次北京就不同了，他态度不好也没关系。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基拉宁终未能如期访华。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9月，基拉宁主席由当时的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清川正二先生陪同来我国访问，这应该说是我们体育外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一个成果。当时，我们的接待方针是“对解决我代表权问题，如提出，可交换意见，但不急于求成”。委领导由路金栋副主任出面主谈，国际司领导宋中、何振梁等同志参加了接待与谈判工作。基拉宁主席等在会谈中提出如下设想，对我们打开思路很有益处：

一是提出让台湾方面改名为“台湾奥委会”的建议；

二是要求我体总修改章程使之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三是建议我们与台湾方面谈一谈。

这些建议现在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由于这是基拉宁主席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与我方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彻底了解了我方在代表权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国际奥委会方面认为这次会谈是建设性的，访问是有益的。我方也从会谈中了解了基拉宁主席等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委员的主流观点。我们在工作思路上增加了新的内涵。

1985年7月，作者与国际足联阿维兰热主席

另一件必须提到的事情是，1978年5月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维兰热主席的主导下作出了要所谓“中华民国足协”必须改名、恢复我足协席位的决定。并在这一年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批准。阿维兰热先生兑现了他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的一大承诺。可以说国际足联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解决中国席位的问题上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做法，即恢复中国足协的合法席位，同时让我台湾改以地区名义留在国际足联内的做法使许多尚未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国际足联解决我国席位的这一做法显得十分超前，我们的整体思维与之还有一定差距。也正是国际足联的这一新做法给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带来了新思维。后来，在1985年阿维兰热主席访华、参加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锦赛时，专门送给我一本国际足联成立80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他高兴地在画册扉页上给我写了祝愿的话，并翻到书的第28页，指给我看书上的一段话：“阿维兰热博士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实现了他的各项承诺，在没有损害会址设在台湾的足球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足球大家庭。这是国际足联主席独开先河的行动，并得到了1978年代表大会的批准。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效仿。”阿维兰热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我们后来两次申办奥运会的活动中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

还有一件必须提及的大事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复出。当年7月16日到31日，我们在京举办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我作为大会法文翻译参加，除了在团长会、技术会议、宴请、开闭幕等场合作翻译外，我主要陪同扎伊尔团长。7月30日，邓小平同志与李先念、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后首次露面，受到全场八万观众发自内心的热烈鼓掌欢迎。在仪式前，邓小平同志在休息大厅会见了各国足球代表团团长和部分驻华使节，当我们一一与小平同志握手时，我近距离目睹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