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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前进的两年（1）

如果说1975年恢复我国席位的第一次冲击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参加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的话，那么自1978年后半年开始的第二次冲击，我们的近期目标则是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尽管最后我们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去莫斯科，那是后话。

在两轮冲击之间，特别是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也影响到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开展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

——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凶猛。

——1976年4月初，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伺机把邓小平同志整下台。

——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唐山地区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9日，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

我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大多数体育外事工作者一样，在心理上经受了失去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悲痛，也压抑着对“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的愤怒，更享受了打倒“四人帮”的欢乐。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家庭遭受到重创。在军队医院当医生的大妹妹不幸在唐山大地震救灾中牺牲，父母因悲伤过度均引发了心脏病而住进医院。天灾国难和家庭不幸更加磨炼了我。

1976年3月30日，经请示当时司里的几位老领导，我作为国际司年轻的支部委员组织国际司70多名共产党员集体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以悼念周总理。当时纪念碑前已有40多个花圈。没想到“4？5”###后，这次活动竟成为“罪证”，连同我传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一起遭到了清查。甚至差点不让我作为法语同声传译人员参加5月份在朝鲜平壤举行的亚乒联盟会议和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幸亏分管外事的委领导路金栋副主任和宋中、何振梁同志据理力争，才放我去了平壤。

1977年2月，应国家体委广大干部的要求，中央再次调王猛同志和于步血、陈培民同志重返体委领导岗位。一直到1978年5月，这可以说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肃清极“左”流毒的一年。

王猛等同志到任后，大刀阔斧地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和极“左”思想的影响。1977年5月14日，国际司“揭批查”领导小组成立，朱仄同志为组长，李甦光同志为副组长，成员有赵启鑫、张全德和我。何振梁同志被调到委里参与“揭批查”工作。“揭批查”工作是当时司里的重点工作。在半年紧锣密鼓、认真谨慎的“揭批查”工作后，路金栋副主任来司里传达了委办公会10月5日的决定：撤销国际司“揭批查”小组，成立国际司临时领导小组，朱仄任组长，宋中、李甦光任副组长，成员有何振梁、赵启鑫、张全德和我。

1978年5月初，于步血、徐寅生等委领导召集国际司领导小组开会。宣布了党组决定：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同志兼任国际司第一把手，朱仄同志主持国际司常务工作，宋中、何振梁、李甦光、王文忠、张千、赵启鑫分管司里相关工作。张全德和我被解放出来，重回处里搞业务。国际司的“揭批查”工作基本结束。

1978年5月以后，国际司关于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并在思路和举措上开始新的探索。具体分管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宋中、何振梁同志。

由于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工作中，所以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进展迟缓。尽管如此，我还是抽时间参与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业务工作。如1976年我在赴法国奥尔良参加第三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期间，与国际游联领导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使他们了解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在此期间我还陪同路金栋副主任等领导会见了伊朗、突尼斯、乍得、越南、老挝、柬埔寨等驻华大使或参赞，通过他们做本国国际奥委会委员或体育领导人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9月我方首次接待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基拉宁当时63岁，满头白发，性格为人与前任主席截然不同。由于他中学时在英国伊顿公学就读，尔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