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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饱满，心中十分激动。我感到中国发展有望，预感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也会有明显进展。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里，我还曾陪同国际司另一位资深副司长周正同志赴喀麦隆访问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冈加先生（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刚果驻华大使），共商恢复我国席位事宜。我还分别出席了国际赛艇、国际击剑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大会，并相继做这些已恢复我国席位的组织中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为将来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我国席位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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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模式”逐渐形成（1）

作者与（左）都浩然（中）、孔庆文同志

在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上

1978年国际司新领导班子调整后，当年7月国家体委任命我到综合国际体育组织处担任副处长，与另一位副处长刘国常同志一起协助从外交部调来的袁载钧同志一道工作。从此，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在已恢复我国席位的国际组织中扩大我方发言权的工作。我曾陪同排球界老前辈张之槐、马启伟同志参加国际排联大会，帮他们分别成功竞选为国际排联理事和规则委员会委员。陪同柏平同志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联大会，协助他当选为执行委员。

1978年5月和1979年5月我两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议，与刘觉俦、孔庆文一起配合何振梁、都浩然同志的工作，并协助都浩然同志成功当选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我还赴西班牙做了足球、射击、射箭等运动协会的工作，为最终解决我国参加奥运会问题铺路。

当时我们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最大热点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由于台湾问题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国际体育界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大会小会我们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有时还把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分管国际组织台湾问题的专家请来，或我们登门拜访，与他们一起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尽管各部委从不同的工作角度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我们总是感觉我们某些分管外事部门的主张同国际体育界的主流思维与建议无法对接，我们的政策和国际体育界的现实之间的缝隙无法弥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执行中央对台工作政策的灵活性与国际体育界大多数人主张欢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但不愿看到台湾被驱逐出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寻找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恢复我国作为主权国家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又不排除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权利，成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思索、热议的唯一话题。

在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决议即“奥运模式”正式产生之前，当时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改变我们的思维轨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元旦这一天，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提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早日实现“三通”与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我们所有长期从事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听到叶帅代表中央发表的《告台湾###》后，都十分兴奋，备受鼓舞，国际司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央对台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发展。《告台湾###》为我们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指出了新的思维方向，开辟了新的工作舞台。

为了集思广益，虽然当时我们做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已经分成综合国际组织处和单项国际组织处，但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两个处一起议，对待国际奥委会的问题更是如此。司里几位外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如张千、魏纪中、楼大鹏、王正夫等同志多次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我们的内部讨论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达到了高峰期。在叶帅元旦《告台湾###》发表4天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记录了与会同志们的如下几段发言：

“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让朋友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问题，要激发他们的正义感，而不是企图把他们都促成‘左’派。”

“与这些人谈话必须注意首先是尊重和平等，不能教训人家，欲速则不达，有时会适得其反。”

“以什么形式恢复我权利？我方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动什么脑子？他们的主体想法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一条既不开除台湾又让我们进入的途径”。

“‘驱蒋’的提法不是上策，总目标是我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