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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

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

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

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

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

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

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

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

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

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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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

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

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

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

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

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

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

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

讼数量是日本的

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

350倍（人口仅是英国

的

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

00年到

03年就增长了

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

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

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

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

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

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

97

年到

04年下降了

24％；西弗杰尼亚州

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

了

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

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

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

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

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

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

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

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

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