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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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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

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

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