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部分(第2/4 页)

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100／185

…　Page　252…

《我的回忆》第二册

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