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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命

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

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

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

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

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

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

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

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