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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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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

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

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

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

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

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

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

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

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

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

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

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

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

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

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

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

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

乱，提出种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