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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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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