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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

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

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

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

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

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

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

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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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

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

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

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

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

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

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

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

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

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

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