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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击。于是江青喜出望外，立即指使谢静宜、迟群等三人到林彪的卧室里搜查，把那些条幅、卡片、笔记统统收起来，分类整理，还特别地叮嘱说，等着急用。

江青为了邀功，也为了探探毛泽东的态度，马上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林彪那里有大量的肯定孔、孟的言论。毛泽东听后，略一沉思，说凡是反动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听后，甚为高兴，心想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了。

于是，以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为起始，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逐渐增多，群众在批林的时候也渐渐地同时批孔了。面对这种形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聚首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批林批孔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只要再抓一把，这种运动就能形成。

江青“四人帮”为此欣喜若狂，为了使这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解放军总部、驻京部队各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他们悄悄地作了些补充，与毛泽东的要求不同，加上了一个批走后门。这是他们塞进来的私货，目的是借批走后门，批判掌握着领导大权的老干部。在江青、王洪文的指使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不指名地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狂呼：“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江青还准备把会议的录音发往全国，使对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判广泛扩展开来。

在这个会议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派亲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忙得不亦乐乎。

江青等人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还扣发了江青准备发往全国的“—·二五”大会的录音带。对江青散发材料一事，毛泽东批评说：“有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但江青还是不理睬。

他们还利用这个运动，以“揪斗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名义，在一些单位和地区煽动夺权。江青、张春桥还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明目张胆地对陈亚丁说：“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放火烧荒，你们三个人，去放火嘛！”张春桥、王洪文在总政、总参的一次大会上大叫：“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快越好。”还指使各地的帮派势力，重新搞串连，拉山头，成立战斗队，揪斗各地的军政领导干部，使得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

江青还借口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大搞影射史学。”在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文章连篇累续地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以批“周公”、“批宰相”为名，影射周恩来。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将孔丘病重卧床的时间提前，影射攻击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江青还亲自布置梁效写《从“乡亲”篇看孔老二》的反动文章，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着胳膊”，还借孔子的言行举止，指桑骂槐，说什么；“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吧。”还说什么“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江青还对她的写作班子说，要批“现在的儒”，说“如果没有儒为什么反孔老二”？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唆使她所抓的所谓批林批孔的典型小靳庄的一些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其矛头所指非常明显。

为了宣扬自己，江青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自己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为“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

他们不批林彪的极左谬论，也不是批判孔孟的皇权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是批判林彪摘抄的孔子的“克己复礼”，硬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借此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