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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倾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间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欢迎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改正错误，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要慎重。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康生也随机前往，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是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经过批判还可以当副市长，吴晗与彭德怀也没有组织联系。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并同意向全国转发。

可是，江青一伙从一开始就不是想搞学术争鸣的，现在看到彭真等人还多方设法限制对吴晗及其剧作的批判，感到非常恼怒，于是把批判的政治目的再升一级，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江青、康生三次到杭州向毛泽东报告，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保护右倾机会主义，支持“翻案”，阻挠左派，搞独立王国。

彭真、陆定一、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大难临头。江青一伙搞垮北京市委的目的实现了。

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中央一线领导，为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信任，在陈伯达，康生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中打开了批斗中央领导的突破口。《通知》指出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混进这些领域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斗争，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调动他们的工作。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因批《海瑞罢官》而受牵连的有上万人，作者吴晗更是难逃厄运，含冤而逝，这成了新中国的一大冤案

江青舞剑意在周公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对各方面的全面整顿。在经济领域中主要整顿由林彪的“突出政治”所造成的生产混乱的状况；在政策方面，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要求在揭露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他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的一系列举措施实际上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立即紧张不安起来，如果让周恩来继续整顿、批判下去，势必也把他们自己拉扯出来不可。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进行抵制。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名义，整理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就是对“文革”的否定，还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等等。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12月1日，轮到张春桥批示时，他就故意作难，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则更是唱反调，12月3日，她批示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的问题上完全与周恩来对着干。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痛恨从这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要批倒周恩来。但“文革”自林彪死后，就搞得不象从前那样乱了，要批周恩来不太容易，最好是来个什么具体的批判运动，然后借这一运动把周恩来夹带进行批判。可机会在哪里，正在他们愁眉苦脸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江青，说在搜查林彪卧室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有关孔、孟之道的题字条幅、卡片资料。条幅是林彪亲手写的，有写给妻子的，有给儿女的，有名言警句，也有生活戒律。它们大部分都是从古书上抄来的。其中有三幅内容大体相同的条幅，特别引人注目。条幅上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

江青一听，想林彪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回家却专崇拜孔子、孟子，这不是复古倒退，不是极右，是什么？！而周恩来却说是极左，简直是说瞎话，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周恩来进行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