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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确政策的做法，诬蔑为“复辟”；他们借批“兴灭国，继绝嗣，举逸民”，把周恩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干部的工作，诬蔑为“请隐士，举逸民”，大肆叫嚷反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江青借“评法批儒”，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登上“女皇”做舆论准备。在评法批儒中，江青授意她的写作班子炮制了《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吹捧吕、武的文章。说“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武则夭是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这样不遗余力地赞扬吕后，武则天是为了给自己作陪衬。她自诩为现代的女政治家、女法家，比吕后、武则天毫无逊色。甚至准备起做“女皇”来了。她命令天津的服装设计人员为她设计制作了一套“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作为其当皇帝的“龙袍”。还派人为她制作了三双仿唐“脚踩登天”式千层底“太后鞋。”

江青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的这些阴谋，最终目的是为了夺权。毛泽东看到他们做得越来越不象话，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严厉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同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是难改呢。”还批评他们四人说：“你们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使他们四人惊慌了一阵，但他们还是不思改悔，继续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影射攻击周恩来。直至他们在四届人大组阁失败后，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才算结束

张春桥制乱夺权

一天，上海郊区的安亭小站突然失去了往日平静，一下子变得躁动、喧闹起来了，一辆辆的汽车满载着工人直闯进站来。一时间车站里就聚集了好几千名工人，部分工人站、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北上，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了31个小时。这些工人都是上海第一个激进的工人组成——“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

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指示陈伯达处理此事。

陈伯达得到指示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为了便于解决问题，陈伯达决定派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张春桥回沪负责处理。

张春桥欣然领命，自从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后，就很少再具体过问上海的事情。这次重返上海对他来说，既可以重温一下旧日的感觉了，又可以与家人团聚不同之物相加方可产生事物；相同之物相加则事物无成。含，实在是一份一举两得的美差呀。

张春桥离京前，陶铸又再三叮嘱记住他不能承认“工总司”，张春桥满口应承。

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匕机到达上海。一下飞机，他不是先到市委、华东局，而是径直驱车前往安亭，先找王洪文、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小会，向他出示陈伯达的电文稿。第二天又召开大会，当众答应明天回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所做的这些事是完全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但这仅仅是开始。

11月13日，张春桥返回上海，参加市委常委会，对大会所作出的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伴”是革命行动的决议他的哲学观点作了系统的批判。主要著作有《经验一元论》、，也表示同了意。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张春桥会后却又自行一套。下午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事回来的工人座谈时，却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人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还在“工总司”提出“五项要求”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