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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身呢？

何：民间做书，正式点的称呼叫“民营渠道”，通常就叫“二渠道”，也就是相对于正规渠道而言的。从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讲，民间做书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其中有买卖书号的问题，有版权的问题，都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当时二渠道的书商本来也鱼龙混杂，一类是最早做书的，其实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他们不见得有什么文化，也就是把书当成和其他产品一样的货物来做。另一类则是与我们同时或稍后加入书商队伍的那批诗人、作家、文学青年。鱼龙混杂的二渠道江湖有专心做好书的，也有专心做盗版专心做黄色书刊的。新闻出版局有个稽查大队就是专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有一次省新闻出版局开会，主管干部发言的时候就讲，现在的书商已经出现了变化，像何农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二渠道，这就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听着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怎么就像是不法分子啊，这时候就很认真地考虑退出这个行业了。做书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赚钱，甚至赚很多钱，这些钱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足够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必须去做事业，必须要有前景。所以我开始在暗中寻找更好的行业和机会。1995年初，打听到成都科技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川大西区）外面有一处营业用房出租，我们就租下来了。这处房子不大，八十平方米，我们决定做一个有特色的茶坊。日本的茶道很有名，我们就把风格定成和式，相应地，起了个名字叫“东九时区”，也就是日本所在的时区。装修、设计我们都是自己操刀。我花了不少心思，把自己对空间的感觉尽量灌注到里面去。这个小小的茶坊一亮相，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川大、科大的学生往往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据点。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些川大的学生，他们对名气大得多的巴国布衣不见得了解，但说到东九时区，他们说那就是他们大学时代的精神家园。

海：茶坊，就是你跨入餐饮业的开端？然后呢？

何：是这样，但是当时还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做餐饮，只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感觉上和做一本新书的选题差不多，只不过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东九时区成功了，就开始想新项目，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不久，我们就在人民南路找到一处出租的房子，这比东九时区大多了，三百多平方米，我就考虑做一个酒吧。当时我们几个人轮流去看场地，那一带到了晚上黑黢黢的，没什么人，要隔好长一段路才有亮一些的灯光。大家有些担忧口岸，我觉得创意已经想好了，对创意有信心也就不怕了。这个酒吧就是红番部落。我们把印第安文化作为主题，营造了一个非常具有异国情调和特色的空间。因为场地大了许多，施展的空间也大了，装修的时候，不单自己搞，还把朋友约来。有点像小时候有张好的画纸的时候，要约上朋友一起画的感觉。门口的酋长浮雕，是李宁做的；里面《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的壁画，是何工画的；顶上的印第安皮艇，是加拿大前美协主席布鲁斯做的。总之，做红番部落是一个充满创作感的过程。红番部落的面世，几乎在成都引起轰动。当时成都的酒吧还很少，红番部落经常挤得水泄不通。从那以后，成都的酒吧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时间，大小酒吧数百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当时位于内地的成都，酒吧比沿海城市还要多、还要大、还要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6）

海：从酒吧到川菜，还是有一个较大的跨度的，你又是怎么跨过来的？

何：直到红番部落已经很成功的时候，我仍然在社科院上班，还延续着给企业做咨询、策划的工作。有家大型企业的老总请我策划一个较具规模的投资方案，我做了一个川菜产业化发展的方案，其中“巴国布衣”是一个重点。我认为川菜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是一个优质资源，但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自身必须做出革命性的调整。这个方案主要就是依照现代企业模式来做川菜企业的一个企划。不过当时的市场氛围对川菜很不利，因为当时的成都，最红火的是海鲜、粤菜，传统的川菜相当低迷，而且这个方案的投资不小，最终那位老总放弃了。我当时对这个方案不仅是有信心，简直就是痴迷，越思考越觉得其中包含的东西丰富，于是下定决心自己亲手来操作。虽然东九时区、红番部落都很成功，但都是借用的异域文化主题，这些文化的根不在我们这里。而巴国布衣、川菜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让它成长得根深叶茂。当然，筹建巴国布衣是一个比红番部落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