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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块，我是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分院可以兴办企业，当时办了各种各样的公司，我又是广告公司、书局董事长，还是院里驻海南办事处主任。不过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图书上，很快成了当时名头颇大的书商。

可以说1987－1993年这段时期我的身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学术研究型知识分子逐渐转为企业咨询。这为我以后做企业作了较好的铺垫。

海：书商在中国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行业，你体会到这种色彩了吗？

何：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江湖吧，其中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做的第一本书是海波编的足球书，叫《决战美利坚》，1994年世界杯前搞的，相当于现在世界杯前出的“观赛指南”。海波还在家里编稿子，我和胡志强拿着做好的封面，搞了个假样就跑出去开会征订了。到了广州住进宾馆，把假样往房间里一摆，订货的人就上门了。我们刚刚入行，也没人认识我们啊，就问我们有没有担保，另一个成都的书商说“我担保”，人家一看是熟面孔，二话不说就掏钱。这个会开下来，我们收了三十多万现金，印刷、发货，什么钱都有了，当时觉得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

海：涉足一个新行当，初战告捷，肯定很受鼓舞吧？

何：当然啦，当时真觉得是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回来后马上加紧做新选题，约了几个朋友写历史纪实类的书，想了一阵决定写军阀战争，这是一段当时的读者还不熟悉的历史，就起名叫《人祸》，四个作者写的，就起个名字叫“何士夫”，“合四夫”的谐音。书写出来后，海波还用老先生的口吻写了一篇序，起了一个很像老先生的名字“胡文樾”。我拿着这篇序给一些学院里的朋友看，还真蒙了不少人。

海：这些细节，现在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原因吗？

何：嗯，你这样一说，还真是有点奇怪，要问我这本书赚了多少钱我还真答不上来。也许当时做书对我来说，有点像做游戏，所以对过程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一本书是因为打赌做出来的。

海：啊？还有这样的做事方法？

何：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可以做一本服装书，但是何学和胡志强认为没做过，组织人马有点困难。我觉得哪有这么麻烦，自己就可以搞掂。一争起来，我就说我自己操刀，十天交稿。白天我到社科院上班，晚上回来，旁边摆上一箱提神的“三勒浆”，拿起剪刀、双面胶就做彩页，那时候没扫描啊，只能手工做，结果一周就搞出一本《休闲少女裙装》，裁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这本书一上市就大热，市面上很快就出了几十种跟风的书。

海：足球、历史、服装，你们什么书都做吗？这样搞行得通吗？

何：我们还做过歌本、字帖、计算机教程……其实那个时候做书，完全是跟着市场走，没觉得种类是个限制我们的概念。虽然涉及的种类多，但我们这拨人爱好也多种多样，对这些都能把握。当然我们也不是漫无目的地做选题，还是想逐渐专业化甚至品牌化。当时我们把历史纪实类的，归到一个统一的丛书里面，叫“红茶馆纪实文丛”，主要写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这个形式就像是现在的“百家讲坛”，当时写的有苏曼殊、吴佩孚、汪精卫等，推出后反响不错，跟风的书不少。我们做书和个体书商不同，很少做单本的，都是做系列，特别是当时投入比较大，价位比较高的装修、汽车、服装、美容化妆等画册书，我们一直是龙头，好些书商干脆就不创意了，一直在后面模仿我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5）

海：那时你的感觉怎样，对市场对金钱？

何：那时对金钱的感觉是非常直观的，二渠道书商就是汽车、大哥大、密码箱几样道具。天天经手大把的现钞，特别是订货会，现金都是一箱一箱的。那是90年代初期，三万一个的大哥大买一个掉一个，掉一个买一个，打的也有把一包钱掉了的。那时除了庆幸选择了走出学术圈子进入市场经济，对钱确实很快有了麻木感。那时改革开放还处于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一切还不那么规范，机会较多，能果断下海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所收获。我们首先做的是可以和自己熟悉的知识结合的事，只不过把写文章变成了编写市场要的东西，比那些下海完全脱离专业的要顺手些吧。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就觉得市场其实挺简单的，比在机关里搞人与人的斗争容易多了，甚至我们觉得市场是可以制造的。

海：做书商，你可是做得风云一时，后来怎么又没做了，来了个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