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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请他作赋,郑袖给他发嗲,子兰替他铺纸,靳尚为他倒酒,他会去跳汩罗江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还大可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山为伴,白云相随,非一棵树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维、李白的登龙之路,在这遍地风流的长安城里,领受一下别一种更滋润的岁月呢?
他不禁痛心,隐居鹿门山,可把他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然而,这个孟浩然,下山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进城以后应对的战术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山里待久了以后的小视野,小格局,小器度,小胸怀上,诗人未能迅速调整心态,与时俱进,适应环境,结果,因小失大,错过良机,机不再来,贻误终生。这就不如那些郊区置有别墅的当代同行了,只要过了五环路,马上精神抖擞,只要到了城区,立刻进入角色。这时,只要给他一支话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乱坠地神侃起来后现代,超现实。如果再有电视台的镜头对着,连荷尔蒙都从五官七窍冒将出来。可孟浩然,有点惨,水土不服,人虽到了长安,但他的心还不能一下子就习惯城市的红绿灯、斑马线、欧三排放、世界五百强之类的新概念。
也许,山林里的负离子吸收得多,固然对身体的好处很大,对头脑未必有多大用处,说不定还会产生副作用。因为,从负离子很丰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转变到负离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现一种类似由平原地区到高原地区的缺氧反应。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这种一下子,两下子,过渡不过来的傻和涅上。乡下人进城,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总是踩不上点,总是木木的,懵懵的,总是眼神聚不了光的游离不定,总是让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这种迟钝,迟疑,迟慢的应急能力的严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维在听到他对李隆基念那两句诗时,一定是相当相当晕菜,差点背过气去。就别说让陛下恼火的“不才明主弃”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摆着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对这位不识时务,不懂深浅,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宫禁何等森严,大内岂容外人,王维这样做,绝对是冒着风险的安排。我估计,把他弄到宫城内署,也就是大乐丞(相当于国家交响乐团)的住处来,好心的王维,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临,使他得以一睹天颜,展现才华,从而得到陛下的恩宠,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转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晋身之阶,有可能得偿其愿成为御用文人呢?然而,由于在鹿门山当隐士,闲云野鹤惯了,来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诸多的不适应,不如愿,不习惯,不开怀,才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充分反映他来到长安以后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怼感的诗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这其间的落差,让孟浩然感到非常沮丧。这两句一脱口,孟浩然的“待诏”梦彻底粉碎了。但是,一个做美梦的人,要彻底清醒过来,不易;同样,一个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愈,更难。大约三年以后,我们这位说隐不隐,说显不显的诗人,第二次来到长安。
如果说,他第一次来,是王维为之穿针引线,那么,他第二次来,却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在此之前,当孟浩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如他一首《过故人庄》所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他发现自己在大都会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简单,他是乡下人,他是山里人。只有在田庄里,在桑麻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可开元730年(开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自荐书,让他好容易平定下来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我们不知道随后失意东归的李白,是怎样将信息传递到也在周游江湖的孟浩然。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绝对能与朋友分享快乐,同承艰难的侠义之人,肯定是他设法告诉了孟浩然。这位时任采访使的韩朝宗,其识拔才俊之别具慧眼,其推举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长安面谒一下的。
梦碎孟浩然(5)
可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为了那梦,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两年,他才成行。估计够朋友的李白,在韩朝宗那边也做了工作,或者还有某种承诺也说不定。无论什么朝代,什么社会,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给你的东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李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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