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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梦碎孟浩然（3）

可长安文坛，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场面，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领风骚者层出不穷，出风头者络绎不绝，电视屏幕上断不了跳出几张油炸丸子式的肉脸，报纸版面上时不时冒出他们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传闻。那炒作之震天动地，那砸呼之雷霆万钧，让这个蛰居山中的心总痒痒的诗人，实在顶不住了。

他不能不想之再三，若不趁着李白还走红的时候制造声势，若不靠着王维的官方人脉挺进文坛，京城地界的大小文学圈子，长安城里的各位评论家码头，还有他的立足之地？脚跟都站不稳，有他将来坐在太师椅上跷二郎腿当爷的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他懊恼透了。写了这多年，谁知道他是老几啊？连老几都不是，还想被当今皇上御用，岂不是在做大头梦乎？

于是，他当即决定，不当隐士，在山林里久了，只能越来越土鳖，还未完全土鳖之前，赶紧跳出去。怎么说，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乘船坐车，晓行夜宿，由襄阳而南阳，由南阳而洛阳，接着，人便出了潼关。说实在的，这位既是山里人，又是乡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贵气象的长安，花团锦簇的都城，一双眼睛怎么也不够用了，两条腿也觉得短到迈不开步了。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这一切一切的欢乐愉悦，这一切一切的声色诱惑，让他目瞪口呆，直后悔自己觉悟太晚。看来，就文人而言，短暂的冷落，或许可以忍一忍的，口头的清高，无妨可以讲一讲的，但长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呢？

时下北京城里，很有一些文化人，在远郊区县买了房子，权当别墅，渐成风雅之举。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几天，约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风尘以后，又来不及地赶回城里来。紧接着，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会，日程排得挺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两个会，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间还得酬应饭局。无论到哪里，都逃不脱尼古丁的乌烟瘴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文坛就这么势利。他什么都不写，或者，他什么都写，可就是写不好，或者，他就是狗屎，但他有发言权，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着放弃话语权，第三，放弃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着消逝，不存在，意味着死亡，不存在，意味着被文坛除名。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铁钉子，下手榴弹，也得从城外赶回来，为了话语权，哪怕肺的新鲜空气又被城市的恶浊空气所置换，也认了。最可怜见的，莫过于那双仆仆风尘，疲于奔命的腿了，有车者尚可，无车者的脚丫子也真是苦命之极。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颠屁颠要到长安来的缘由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出他的声音，才能争取到他的话语权。在鹿门山，哪怕他是帕瓦罗蒂，没有听众给他叫好，给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诗，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长安，天子脚下，他才可能实现从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说，他的诗友们，与他最要好的王维、李白，一个个都“待诏”了，都被御用了，眼看着飞黄腾达，前程辉煌，对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相当的伤心。

老友王维就不必说的了，冲李隆基不请自来，登门求教，屈尊移就，串门聊天。获如此之殊荣，岂不是一张纸画一个鼻子，那脸该有多大？让孟浩然都快羡慕死了。能够在皇帝的视线里存在的中国文人，确有不少；能够在宫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的中国文人，也许会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从床底下拉出来介绍给皇帝，这样亲近待遇的中国文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张狂到家，长安城简直装不下他了。在小酒铺喝得醉醺醺的，还被圣上着人找到了他，要请他进宫里去做诗。干吗呀，干吗呀，我酒喝高了，他还拿搪不去。那些太监们说，爷，劳驾您走一趟，要不，小的们没法交待，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赏牡丹的御花园。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为之脱靴，杨贵妃为之砚墨，三首《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气呵成。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吩咐赶快给诗人准备醒酒汤。

梦碎孟浩然（4）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云，别无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乡，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