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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之士，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最后，韩荆州竟然发出邀请，约孟浩然同到京城。于是，才有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他这一次以为是十拿九稳，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这次失败，简直就是一场莫明其妙的闹剧。

据《新唐书》：“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因为喝在兴头上，把与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关前程大事的约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人提醒以后，不但不赶紧设法匡救，还匪夷所思地发起脾气来。上一次是他那种农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维白帮了忙；这一次是他那种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帮了忙。

他的一首《东京留别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别长安以后所作？

“吾道昧所识，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两度梦碎，看来他是彻底地觉悟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唯一的个例。

皇帝成为坏蛋的周期率（1）

中国皇帝有两类，一是本来好，后来坏；一是本来坏，后来更坏。这变坏和变更坏的周期率，通常发生在这位统治者生命终结前的最后十年。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６９岁的汉武帝刘彻，７０岁的吴大帝孙权，８５岁的梁武帝萧衍，６９岁的唐高祖李渊和７７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赶上这变坏或变更坏的十年，文人倒霉，倒是小事，百姓跟着遭殃，那才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呢！

唐德宗李适（742…805），只活了53岁。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为帝，在位37年，他成为坏蛋的周期率，好像更为提前。大约在公元783年（建中四年）以后，那是他死前的22年，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完蛋。

两次兵变，两度逃亡，从此，对藩镇姑息，用宦官统军，索地方进奉，设京城宫市，抢民间货物，用奸相卢杞，以致朝纲紊乱，民怨沸腾，就这样走向了反面。在他开始大肆搜括聚敛，搞什么“税外方圆”，“用度羡余”小金库的时候，很嫌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人称内相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不怎么赞同他的行径，便在一个私密的场合，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恩准掌管国政的宰相受贿，还很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贿赂，无妨收下，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暗示，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纳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

李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呢？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呢？因为他本人，就是聚敛无度，永无厌足的贪君。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里，有一首《重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就是针对此类残酷压榨老百姓的行为。

而陆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但他从来不贪群众一针一线的便宜，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的油水。李适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陆贽的拒绝。

这是不对的呀，陛下！“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