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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顒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所以，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足以说明时间最终是属于文人一边的。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鸽异》，足可悟出一些诀窍。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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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2）

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过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于是，想起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

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煌煌巨著，着实令人敬佩。后来，他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他更走运了，走出铁幕定居美国。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雕象礼拜的同时，有了自由，从此却没了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鸽舍”里，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