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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焉。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与元九书》）

他在《伤唐衢二首》中所写的“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就是他这些讽谕诗全面得罪的结果，也是他为文做诗，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必然要遭遇的厄难了。这本是大可不必后悔的事情，你选择了蒺藜，就不要害怕剌伤，你选择了畏途，就不要在乎坎坷，但白居易，显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第一，他太信赖他所侍奉的皇帝，以为他们果然也是明君。第二，他太小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的大大小小的螺丝丁，以为他们果然同他一样忠君爱国。

他不明白，对可怜巴巴的中国文人来说，在朝的“贵人”，固然可怕，不在朝的“闲人”，践踏你起来，蹂躏你起来，那甚至更可怕。这多年来，一遇风吹草动，来不及地把文人同类，往火坑里推的积极分子，那心之狠，手之辣，我也有幸亲眼目睹，并且亲身体验过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比较宽容的唐代文学环境中，这类文学小人，有可能会少一点，但绝不会没有或者绝种的。

于是，事实终于教训了这位诗人。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宪宗李纯）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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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4）

如果不是元和六年（811），他母亲陈氏不幸病故，按旧制葬礼规定，官员必须退职，回家守丧，这样，使他在下邽苫块稽颡，一待三年，对他的报复，也就相应推迟，否则早就将他收拾了。一直到他服阕，也就是元和九年（814），回到长安复职，那些当年得罪过的“贵人”和“闲人”，绝不是健忘的人，仍牢牢记住他的《秦中吟》。于是，联起手来，找碴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新的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算是宫内官，有更多机会接近中枢。于是，他也很想尽心尽力地“广宸聪、副忧勤”，“酬恩奖、塞言责”，表现出耿耿忠心，一片热忱。夙不知赞善、拾遗等谏官之类，不过是政府的花瓶而已。虽然封建王朝的体制中，例设御史之类的清水衙门，以监督检劾各级官僚机构，充其量，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帝王，总是想听他所喜欢听的，诸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悦耳之词；而不想听他所不喜欢听的，诸如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逆耳之言。

尽管白居易感到他的所作所为，触怒当局，得罪同僚，所谓“悔已生”，“谤已成”，倒也没有退却，继续不停地上章奏，继续不停地写他的讽谕诗。据《新唐书》载：白居易“后对殿中，论执疆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旧唐书》也有类似记载：“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这就是白先生的性格悲剧了，虽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评价古人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感情，那份“以广宸聪”的良苦用心，那种热脸贴冷屁股的自作多情，真是很不敢恭维的。但中国文人有史以来，从屈原对楚怀王之“傻”恋，从司马迁对汉武帝之“傻”忠，以及白居易“忝备谏官位”的“傻”积极，如此发贱的病态心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想想，也是颇感沮丧的。

尽管宪宗李纯对文人，倒也不那么迫害，但白居易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所写的“危言诋阍寺，直气忤钧轴”的那些宦官们，内臣们，执政们，官宰们，却一直在寻衅，在抓他的小辫子。抓住宪宗皇帝对诗人偏执的嫌恶，利用一个不过是程序上的极其低级的错误，进行秋后算账。呜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白居易终于难逃一劫。小人之不可得罪，就是他们这种睚眦必报，绝不轻饶的狠毒之心，你躲得过初一，未必躲得过十五。

起因很简单，只是一件突发事故，元和十年（815）七月，长安大街，光天化日，有盗杀人，这本也平常，但被杀者